近年来，新消费迅速发展，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十四五”时期，中国新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农村地区新消费市场快速发展，新消费领域品类丰富、品质升级，新消费软硬环境系统性改善。“十五五”时期，发展新消费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定位，它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然选择、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方向引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有效路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新消费发展仍面临主体需求释放受到约束、供给端能力存在短板、环境支撑效能尚显不足等现实挑战。“十五五”时期，应着力激发新消费主体内生增长动力，扩大新消费领域优质产品与服务供给，加强新消费服务保障能力，进而推动新消费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新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波动加剧，企业面临的投资环境日益复杂，如何提振企业投资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企业投资视角，以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提振企业投资，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减少信息摩擦、提升信贷可得性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提振企业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投资的提振作用在重污染企业、大企业、低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以及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政府优化治理模式、提振企业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推进“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与传统生产力模式相比，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要素构成和组合方式上呈现新的特征。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之间的协作与分工不仅是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的必要条件，还是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所在。本文立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与生产方式，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构成及组合特征，分析了推动新型生产要素之间的协作与分工，以及促进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的理论机理，探讨了制约新型生产要素配置的现实挑战，提出了推动高质量数据开放与共享、推进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攻关、强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等优化新型生产要素配置的实践路径。
坚持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消费扩容升级与消费新趋势催生消费新场景，使其呈现数智化、融合化和绿色化特征。消费新场景能够释放消费潜力，实现消费扩容；优化供需适配，形成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创造新型就业，改善消费预期。当前，消费新场景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包括：满足消费新需求的高质量供给不足，培育消费新场景的数据要素开放不足，支撑消费新场景的配套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为充分发挥消费新场景扩大内需的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实践路径：强化技术赋能与品牌提升，优化供需适配；破除数据要素流动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加强配套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支撑条件。本文的研究对于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固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激发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系统梳理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配”，到改革开放与双轨制时期的局部突破与体制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深化期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再到新时代以来的顶层设计与纵深推进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剖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内涵，阐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市场整合效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市场壁垒、要素配置、流通体系、市场竞争、政府激励和内外循环协同等方面面临的现实挑战，“十五五”时期，要统筹好全国性与区域性统一市场建设、旧动能与新动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公平竞争与培育产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推动形成一个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高效配置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面临有数据无流通、有供给无交易、有价值无定价三大结构性困境。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技术驱动力，为破解三大结构性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本文从机制、挑战与治理路径三个维度探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过程中的信任、定价、交易等方面的现实问题。研究发现，以隐私计算技术为核心的信任构建机制能够破解有数据无流通的困境，以自然语言技术和知识图谱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整合与智能匹配机制能够破解有供给无交易的困境，以机器学习、强化学习为驱动的价值评估与动态调优机制能够破解有价值无定价的困境。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赋能，更是制度创新，催生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计量的新配置范式。然而，人工智能在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同时，也面临算法“黑箱”、平台权力集中、精准洞察人性弱点等现实挑战。为此，应通过推动算法透明与可审计、推进人工智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构多元效率评价标准等治理路径，引导人工智能向善，确保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高效且包容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单纯依靠刺激商品消费已难以适应扩大内需的现实需要。服务消费扩大具有显著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特征，其扩容提质受居民收入结构、预期稳定性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制约。教育、公共医疗、养老、托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服务既是服务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投资于人的核心载体。对人的投资不仅直接改善民生，更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健康水平和稳定收入与预期，持续释放服务消费的新需求，为消费升级提供内生动力。为此，有必要从扩大内需的战略高度出发，通过将投资于人纳入扩大服务消费的中长期战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培育创意人才、高水平开放、提升服务消费空间品质，系统性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扩大有效投资，将其列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之一，并作出明确部署。“十四五”时期，中国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质效稳步提升。与此同时，在全球需求放缓、局部政治动荡等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亟须转换投资的新旧动能。实际上，有效投资是指具有效率的投资，虽然评估难，且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有效性评估存在差异，但都强调效率和未来产出。相比而言，公共投资有效性的评估更难、更复杂，也更需要强调科学论证和监管。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扩大有效投资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紧密结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构建市场主导、需求导向、创新驱动的投资内生增长范式。在投资增速明显趋缓形势下，“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要从宏观层面和制度层面降低不确定性并形成激励相容机制，从而稳定各方预期、激发主体活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效益。
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作为监管者和协调者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发展影响深远。本文基于2001—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企业注册地址来匹配政府驻地迁移的地理信息，利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地理邻近对企业年报可读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地理邻近能够提高企业年报可读性；政府地理邻近通过强化政府监管效应、强化企业对政府的政策响应提高企业年报可读性；政府地理邻近对企业年报可读性的提高作用发生在国有企业、近距离企业、与所在地市级政府驻地地理距离变近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本文研究为中国政商关系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对中国“亲清有为”的政商关系优化具有实践意义。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2008—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机构持股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风险投资机构持股能够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风险投资机构持股通过强化股权激励和降低数字技术泄露风险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高管数字化转型认知在风险投资机构持股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风险投资机构持股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发生在老工业基地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高管有海外背景企业中。本文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投融资双方及政府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实践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