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数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的空间贴现方法，探讨在推进“数据要素×”行动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融合利用产业应用数据优化信贷业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资产定价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数据要素与金融服务融合的市场机制及其对价格结构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揭示了数据要素如何通过空间贴现方法实现金融服务的价值倍增，并且讨论了这种融合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和挑战。研究表明，数据要素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够有效降低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本文还探讨了产融结合背景下“数据—金融”融合的重要性，强调了信息透明化和降低贝塔值不确定性的必要性。本文分析了数据要素驱动的金融服务创新路径，为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的迅猛发展深刻重构了传统金融生态，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本文选取2011—2022年中国4 193个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因产业升级需求迫切、政策协同效应明显，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民营企业因融资约束强、治理灵活且创新激励充分，较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容易受益于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资本结构两个机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前者依托大数据风控与工具创新降低信息摩擦，后者通过动态适配融资模式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政府部门实施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技术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利用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ESG评级分歧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显著抑制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部地区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和股权激励程度较低的企业中，ESG评级分歧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评级分歧通过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增加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金融化水平抑制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以及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2024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速显著恢复，发挥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在此过程中，工业部门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表现出若干显著特征：中国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蓄势聚力，工业品出口呈现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并重的发展态势，制造业投资结构优化。尤为重要的是，当前工业领域的发展仍面临多重问题和挑战：国内市场需求的有效性不足，限制了对工业发展的拉动；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充满困难，过渡阶段存在诸多障碍；部分产业存在“内卷式”竞争，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经营困难；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外部环境变化给工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持续上升。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和挑战，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仍蕴含众多稳固的支持因素和有利条件。为了促进中国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及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采取全面且精准的政策措施，多维度激发工业发展的活力，确保在多方面实现均衡进步。
近年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场全球技术革命，企业不仅需要关注和使用新兴技术，还必须深入评估人与AI协同工作模式对其创新策略和组织结构的潜在影响。本文以二元创新平衡、倾向探索式创新、倾向利用式创新三类创新模式为研究重点，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企业创新平衡与创新倾向的多重前因条件组合。本文研究了企业在不同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下，实现创新平衡或偏向特定创新类型的多样化路径，论证了不同的组织结构、管理支持、外部合作资源和环境动态性都会对企业的创新倾向产生显著影响，并揭示了企业的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上下游供应商和行业竞合伙伴之间的生态协同。本文进一步丰富了二元创新关于因果复杂性与构型关系的理论依据，再次印证了“多条路径、殊途同归”的二元创新实现逻辑，也为未来在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下探讨AI时代的企业创新管理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实践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企业处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本文基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视像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中国制造企业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企业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转换机制和创生机制两种核心机制；制造企业利用关键核心技术模块创新形成新的组件，通过转换机制重构已有生产规则和赋能已有要素组合，提高原有产品质量，进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制造企业基于关键核心技术架构创新构建新的技术体系，通过创生机制主导新的生产规则和培育新的组合价值，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进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中国制造企业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洞见。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提升产业链韧性事关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先，本文通过梳理韧性概念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到产业链韧性的演变过程，基于产业链网络关联属性，剖析产业链韧性与产业链稳定性、产业链脆弱性的关系，从能力属性和风险应对视角界定了产业链韧性的内涵。其次，本文从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维度分析了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通过推动产业创新和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对产业链韧性起到促进作用，而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产业链韧性，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动态网络效应。此外，不同风险情境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在核心指标法和多维指标体系法的基础上，本文从产业链韧性内涵、影响因素、投入产出关系角度梳理不同学者测度产业链韧性的思路和方法。提升产业链韧性表现出对统筹安全与效率、发挥制度与基础优势、实现绿色低碳化发展、增强国内国际市场联动等方面的实践要求，需要做好政府宏观调控、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积极推动数字治理、参与全球合作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我国的“双碳”目标，即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智能制造以其高效、节能、环保的特点，不仅代表着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正成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力量。本文基于2009—2022年沪深A股3 22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共计24 313个观测值，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智能制造能够显著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该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智能制造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中具有独特优势；高市场竞争度和强环境规制都会强化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智能制造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提高资源获取能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企业应抓住机遇、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推进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政府应通过支持性和监管性政策，推动企业落实国家智能制造和“双碳”目标。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人类经济形态正加速从工业经济向数智经济演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数智时代的并联式现代化，在技术条件、发展路径、风险挑战等方面都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存在巨大不同，需要走出一条在数智化条件下推进现代化的新路。人工智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支撑，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际经济合作与和平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也要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存在数据利用、社会、安全、发展等方面的风险。以人工智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充分发挥中国有利条件，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在技术创新、数字核心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布局、全方位数智化转型、治理体系完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挑战。
现代化是尚未完成的世界历史命题。从历史规律来看，通用技术变革是推动生产力跃迁和文明转换的关键驱动力。人类正加速迈入以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通用技术的人工智能时代，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提供了重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工智能时代展现出独特的适应性与引领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契合人工智能发展的结构特质，形成“政治引领—制度赋能—市场驱动”的三维体系，坚持党的领导锚定技术发展方向，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壁垒，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发挥创新生态的涌现效应。同时，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塑造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另一方面，面对大国竞争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中国致力于调节全球生产力发展失衡的状况，积极构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秩序，以“人工智能+”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破解西方人工智能的治理霸权与技术垄断，作出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贡献。